近年来，回购型对赌协议的性质与行权期限问题在实务中争议不断。尽管裁判立场已从“形成权与请求权对立”向“复合型权利说”演进，但关于未约定行权期限时如何限制行权，仍未形成共识。本文认为，既有论证存在概念颗粒度不足、逻辑不能闭环的问题，有必要回到形成权、请求权、除斥期间与权利失效等基础概念，重新梳理。
2026年，我代理了一起劳动争议案件。当事人是一位母亲，她来找我，是为了追讨儿子生前被公司拖欠的工资。 仅看案由，这并不复杂。但让我难以完全保持职业距离的，是她的身份——一位失独母亲。她的丈夫、父母和唯一的儿子，都已不在人世。 她想讨回的，当然不只是几个月的工资。她更想确认的是：孩子已经离开，这个社会是否还会为他留下应有的公平。 这起案件也让我重新思考：当一个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，法律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？
网络直播行业的爆发式增长使得主播与MCN机构之间的违约解约纠纷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高频争议类型。此类纠纷的核心法律问题集中于合同性质定性、违约金司法调减与格式条款效力认定三个层面。然而，既有研究多将主播视为同质化的法律主体，忽视了主播规模量级对法律关系认定、违约金裁量与规制路径选择的根本性影响。本文基于裁判文书的实证考察，揭示了大主播与中小主播在法律关系认定、违约金裁量、格式条款审查等方面的显著差异，并据此提出类型化的规制路径。研究认为，中小主播面临的核心困境在于信息不对称与议价能力缺失，应侧重于合同格式条款审查与违约金调减抗辩；大主播的核心风险则在于高额违约金与竞业限制的合规边界，应侧重于商事谈判与主动解约策略。司法层面应建立“动态衡平”的裁量标准，行业层面应推动格式合同规制与签约前法律告知制度的完善，从而实现对不同规模量级主播的差异化、精准化规制。 关键词：网络主播；违约解约；经纪合同；违约金调减；类型化规制
随着网约车行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在日常出行中通过网约车平台软件下订单乘坐网约车越发频繁，而网约车在日常运营过程中引发的机动车交通事故日益高发。本文梳理近年来部分人民法院在不同案件中的相关裁判观点，分析在网约车交通事故案件中网约车平台承担侵权责任的演变路径，并试着提出网约车平台合规应对的相应建议。
《医疗卫生机构数据类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专家共识》（以下简称《共识》）发表于2026年6月《中华医学科研管理杂志》第39卷第3期，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医院协会、复旦大学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共同制定。该共识的出台，旨在回应自数据要素化政策框架建立以来，医疗卫生机构在数据流通中面临的“不能转、不会转、不敢转”三大结构性障碍。 既往解读多聚焦于数据属性的法律界定、转化路径的合规条件以及医生个体的行为规范。然而，对于医疗卫生机构的管理者——无论是医院院长、分管科研的负责人，还是疾控中心的信息部门负责人——而言，真正需要回答的核心命题并非“某一条数据能不能转化”，而是：本单位应当建立怎样的组织架构、制度体系与治理机制，才能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下，系统性地实现数据类科技成果的合规转化？ 本文试图从管理者的视角，回答这一命题。
恋爱时如胶似漆，分手后对簿公堂——在婚恋关系纠纷中，财产问题往往比感情纠葛更难厘清。当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却长期共同生活，购房出资、日常转账、彩礼给付等经济往来交错混杂，一旦关系破裂，钱该怎么算、能不能要回来，就成为诉讼中的核心争议。司法实践中，赠与合同纠纷、婚约财产纠纷、同居析产纠纷三类案由，虽然都会发生在未登记结婚的男女恋人关系之间，但法律定性和裁判规则截然不同。同样的转账行为，在不同案件中被认定为“情感赠与”“彩礼返还”还是“共同财产分割”，结果可能天差地别。以下通过四川本地三个真实案例，分别对应三类典型情形，解析法院的裁判逻辑，并对三种案由的异同进行对比总结，供读者参考。
